《三四郎》：傳統(tǒng)與西化之間的博弈，盲目推崇歐美只會陷入危機

1908年9月，夏目漱石開始在《東京朝日新聞》連載長篇小說《三四郎》。正式揭開了愛情三部曲的序幕。

雖說此篇小說被列入愛情小說之列，但通篇讀來，其所反映的主題也并非只是簡單的男歡女愛。主人公三四郎與美禰子之間有緣無分的愛戀，本質(zhì)上仍舊是為了夏目漱石所想要揭開的深層次問題而服務(wù)。

所以倘若讀者只是將其當作一篇戀愛小說，或許就大錯特錯了。在《三四郎》中，夏目漱石仍舊不遺余力地針砭時弊，用鋒利的筆觸剖開日本社會當時的種種問題，并試圖在寫作過程中尋找到解決之法。

即便一百年后再回過頭來讀這本小說，其中的某些問題仍舊能讓處于另一遙遠時空的讀者感同身受。

我認為之所以會如此，是因為夏目漱石想要反映的問題，是一個暫時落后的國家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。即在更為強大、優(yōu)越、先進的文明之風激蕩在一個落后文明上空之時，后者的子民該何去何從？

是毫不猶豫地拋棄過往，全身心地投入到“先進”的懷抱；還是固執(zhí)地堅守傳統(tǒng)，即便面對先進文明的呼喚也無動于衷？

1、割裂的社會

西方文明對當時落后的日本究竟產(chǎn)生了什么樣的影響？客觀來講，不能以單純地好壞來作界定。

毫無疑問，先進的西方文明的確在當時促進了日本社會的發(fā)展。但另一方面，在日本人不加選擇的西化過程中，歐美文明形成了壓倒性的優(yōu)勢，從而硬生生地將日本社會變得割裂、破碎。

說到這里，就不得不佩服夏目漱石在設(shè)計主人公方面的深刻用意。

《三四郎》的主人公正是與小說同名的熊本青年三四郎。熊本在當時的日本是相對落后之地，甚至被東京的學子稱為蠻荒之地。

也正是因此，三四郎來到東京讀書，目睹到了日本西化運動發(fā)展最為迅速的中心究竟是一副怎樣的模樣時，才能完完全全地感受到日本社會當時的割裂。

從家鄉(xiāng)熊本到東京求學，生活發(fā)生了天翻地覆的轉(zhuǎn)變，三四郎也因此將自己接觸到的世界分為了三個世界。

“一個在遠方，就是與次郎所說的，有著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風味，一切平平穩(wěn)穩(wěn)，然而一切也都朦朦朧朧?！?/p>

第一個世界，就是孕育了三四郎過往歲月的故鄉(xiāng)熊本。在那里，有溫柔慈祥的母親和掛念自己的鄰家姑娘。但毫無疑問，被視為蠻夷之地的故鄉(xiāng)，即便有動人的溫情與自己的心靈建立著聯(lián)系，卻仍舊在璀璨輝煌的東京面前黯然失色。

第二個世界，則是尚未踏入社會的三四郎所接觸到的學問的世界。

氣勢雄偉的東京大學校園里藏著無數(shù)可供吸取的知識，在這片只屬于學問的樂土中，還有眾多投身于藝術(shù)與理論的仁人志士。比如廣田先生、野野宮君，和三四郎在東京的摯友——與次郎。

而第三個世界，則是三四郎難以踏入，僅僅能從門外窺探到這夢幻之地一隅風光的浮華世界。

所謂浮華世界，毫無疑問是西化程度最深的世界。這個世界的人們不僅通曉西方藝術(shù)本身，所過的生活也是奢侈講究，排面十足。與偏僻落后的故鄉(xiāng)，以及只有書籍知識而清貧成風的學問世界截然不同。

而三四郎感受到的這三重世界，恰好也印證了來勢洶洶的西化究竟在日本產(chǎn)生了何種影響。

一方面，沒有被西方思潮影響的偏遠之地仍舊保持著日本傳統(tǒng)的淳樸風氣。但這一風氣在東京人這樣的文明群體看來已經(jīng)成了陋習。

即便如此，就連東京本身也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之中。借助三四郎的眼睛，讀者可以看到，一百年前的東京，精巧的西式建筑與簡陋的日式房屋并肩而立，象征著文明的高樓在意味著落后的群屋環(huán)繞中直指天際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十分奇怪的景象。

另一方面，西化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打造了東京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。從而使得三四郎能夠進入學問世界，一覽古今中外名家的學說與著作，這當然是極有進步意義的一件事。

但我們也不能否認，西化帶來的影響是兩極化的。過分追求高雅，渴望成為文明之士的人們，盲目地沉溺于奢侈糜爛的生活，從而打造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浮華世界。也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。

的確，日本社會的割裂景象，早已暗示了在西化的浪潮面前，日本自身究竟受到了何種影響。

對于憂國憂民的夏目漱石來講，他所要做的正是分清楚這其中的積極之處與不良影響，從而找到促進日本發(fā)展的萬全良策。

2、迷途的羊

迷途的羊是《三四郎》中反復出現(xiàn)的意象。

“迷途的羔羊”這個典故出自《以賽亞書》第五十三章6節(jié)：

“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，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的身上?！?/p>

本意是指上帝所造出的人類迷失了自己純真的本性，因為追求名利，太過貪婪，而自甘墮落，偏離了上帝的本意，猶如誤入歧途的羔羊一般。

女主人公美禰子和三四郎看菊偶展覽時偷偷溜走，在一個相對偏僻的地方休息時，無意聊起之前路上遇到的迷路的孩子，美禰子問三四郎是否知道迷路的孩子用英語怎么說，從而使得迷途的羊第一次在全文中出現(xiàn)。

夏目漱石選擇此一典故并非沒有道理，某種意義上來講，面對現(xiàn)代文明的沖擊，人們的確要捫心自問一句，自己究竟能否在世俗的潮流面前保持住本心？

而夏目漱石選擇讓三四郎深深愛慕著的女主人公美禰子說出這句話，也具有著雙重的功效。

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所面臨的世界呈現(xiàn)出三種截然不同樣貌的三四郎，當然會深陷糾結(jié)與徘徊之中，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往何方，用迷途的羊來形容再好不過。

面對滿溢著溫情的家鄉(xiāng)熊本，三四郎一開始表現(xiàn)出明顯的抗拒態(tài)度。自從來到東京之后，要想再與過往的世界產(chǎn)生聯(lián)系，唯一的憑借就是母親寄來的書信。

然而深深體會到第二、第三世界美好的三四郎，自然不想再與過往產(chǎn)生瓜葛。所以當寄托著母親掛念的信件送達時，三四郎即便心里知道這樣做不太合適，卻仍舊覺得母親的信不值一讀，不愿拆開。

作為一名學生，三四郎理應(yīng)安安穩(wěn)穩(wěn)在學問世界過好日子，哪怕暫時忘卻故鄉(xiāng)也未嘗不可。但遺憾的是，自從遇到優(yōu)雅迷人的美禰子時，三四郎便不能不對浮華世界心向往之。

根據(jù)夏目漱石的描述來看，美禰子知書達禮，博覽群書，所知甚多。而且她還有一副美麗動人的面龐，身上洋溢著少女的芳香，再加之優(yōu)雅的衣著打扮，自然會讓鄉(xiāng)下來的“土包子”三四郎移不開眼。

但很明顯，即便三四郎心向往之，這個世界與他之間也有著一道天然的壁壘。

鄉(xiāng)下來的三四郎并不知道何為“迷途的羊”，平日里與美禰子聊天也總不知道如何接話回應(yīng)對方。陪她去看畫展，也完全不懂藝術(shù)作品的好惡，而只能茫然地點頭了事。

可以說，當三四郎自感在美禰子面前低人一頭；覺得自己心中的想法都能被眼前機敏的女子看穿；整日思索也完全不知道迷途的羊究竟指代何意時，他就應(yīng)該清楚，自己與美禰子根本不是一個世界的人。

然而年輕的三四郎，終究沒能清醒地作出決斷。面對紛繁復雜的三個世界，他妄圖不舍棄其中的任何一個，從而立下了“把母親從鄉(xiāng)下接出來；娶一位美貌的妻子；然后投身到學習中去”的目標。

但人若不有所取舍，又怎么可能成長？所以我們看到，三四郎就像迷途的羔羊一般，來往穿梭于三個世界中。

既不能徹底地從心底接受故鄉(xiāng)，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之中，跟美禰子之間的相處又存在著天然的障礙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他自然只能無功而返。

毫無疑問，夏目漱石是在提醒百年前的日本讀者，也是在警醒今后歲月里每一個翻閱此書的人。我們都應(yīng)該好好想想，自己究竟能選擇什么。

像三四郎這樣的迷途羔羊肯定不止一只，提及這個詞的美禰子實際上也是一只迷途羔羊。而夏目漱石設(shè)計這一角色的意義，就在于揭示全盤西化的弊端所在。

其實說來有趣，在夏目漱石的小說中，受西化最為明顯的往往是女性。比如《虞美人草》中的藤尾也是個性情中人，不僅大膽追求自己的愛情，還因為遭到了男人的背叛而氣血攻心，落病而死。

賦予女性體現(xiàn)西化程度之深的重擔，或許與日本本身的歷史背景有關(guān)。

在日本的封建時代，人們往往受到各種理念的限制，個人的自由受到了極大程度的摧殘，女性所受的壓迫也最為深。

近代以來，西方先進理念的傳入，使得福澤諭吉等一大批開明的有識之士紛紛活躍起來，寫出了諸如《勸學》等提倡發(fā)揮個人主觀能動性，積極追求美好生活的文章。從而解開了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，獨立女性也開始追求自己的幸福。

因此，夏目漱石才總是選擇女性來展現(xiàn)西方文明對日本人民的影響。

當然，追求幸福本身是一件好事。但隨著獨立自主等進步思想一道傳入日本的，還有拜金主義、利己主義等落后思想。

“眼下的青年與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不同，他們的自我意識太強，這是不行的。我們做學生的那個時候，一舉一動無不考慮到別人。一切事情都以別人為中心，想到的是：君，親，國，社會。總而言之，那時的青年學生都是偽君子。當社會的變化使那種偽善終于行不通的時候，便漸漸地在思想行為方面輸入以我為主的體系，這么一來，就導致自我意識發(fā)展得過了分。現(xiàn)在的狀況與從前大不一樣了，不再是什么偽君子，而凈是些真惡人?！?/p>

說到底，封建禮儀壓抑人們的真實想法，孕育了一批偽君子，固然不可取。但如果誤解自由的真意，而認為所謂的文明就是不加掩飾地追求自己所奢望的名利，那恐怕也是大錯特錯。

遺憾的是，美禰子就是這樣一個真惡人。她雖然的確對三四郎產(chǎn)生了好感，但卻因為三四郎終究只是鄉(xiāng)下來的傻小子，而沒有選擇與他在一起。

而至于美禰子的另一個獵物，品學兼優(yōu)的野野宮君，又因為太過清貧，不能讓她過上奢侈的生活，因此也最終被她棄置不顧。

于是，這樣一個進步的女性，卻偏偏做出了最荒唐的事情。在選擇人生的伴侶時，美禰子沒有遵從內(nèi)心的召喚，而是考慮誰能讓自己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，將婚姻與世俗的標準劃上等號，背叛了自己的本性。

這也是為何她始終叨念自己是迷途的羊的原因所在。她對一切心知肚明，在膨脹的欲念面前，真情是如此脆弱。而她也在拜金主義的荼毒之下走入深淵，背離了自己的真心，將自己放逐為一只迷路的羔羊。

三四郎最后一次與美禰子見面時，她剛剛從基督教的禮拜堂中做完禮拜。面對得知真相的三四郎，美禰子只是輕聲感嘆，對著三四郎說道：“我知我罪，我罪常在我前?！?/p>

那一刻，不知她是在表示對三四郎的愧疚，還是在跟自己內(nèi)心被抑制了的真情實感說抱歉。

總之，全盤西化的弊端已經(jīng)一覽無遺的呈現(xiàn)在讀者面前。而至于我們該何去何從，夏目漱石其實也早已給出了答案。

在《三四郎》的開篇，三四郎與廣田先生在列車上偶遇，列車停站時二人偶然瞥見站臺上有雍容華貴、氣質(zhì)不凡的外國人在穿行。

廣田當時說了這樣一段話，十分值得玩味。

“這副長相，這么無用，即使日俄戰(zhàn)爭打贏了而上升為一流強國，也是無濟于事的。建筑物也好，庭園也好，儀態(tài)都不妙，不比我們的長相好多少。”

乍一看，似乎這是一段十分可笑的言論，有點以貌取人的意味，仿佛外國人之所以優(yōu)越就是因為他們長的漂亮。但仔細想想，廣田為何會將這種樣貌的無用推而廣之，類比到建筑物與庭院身上？

私認為，夏目漱石此處如此設(shè)計，并非只是在說目所能及的外貌。有句俗語說得好，“相由心生”，是指個人的外貌會受內(nèi)在的精氣神影響。

所以是否可以這么解釋。夏目漱石認為日本之所以落后于歐美，完全是因為日本沒有發(fā)掘出自身的精神，反而在西化的潮流中逐漸失去了自我。所以即便努力在表面功夫上下文章，內(nèi)在的精神不夠強大，也無濟于事。

如果你永遠都在學習、模仿其他人，而從來沒有挖掘內(nèi)在的自己，將他人的優(yōu)勢與自身的特點相結(jié)合，你又怎么能走得遠呢？

能笑到最后的，永遠只會是立足自身的創(chuàng)新者，而不是毫無主見的模仿者。于人如此，于國更應(yīng)如是。